南阳迷笛盗窃背后，看见城乡“两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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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s

两个中国

在过去的4天里，河南南阳举办了中原迷笛音乐节，作为我印象里，这是为数不多在南阳这种小城市举办的音乐节。整个过程虽然不能说是十全十美，但至少体现出了极大的诚意，南阳市长和市委书记到火车站欢迎乐迷。

今年4月份的时候，南阳市曾因为率先带头开会学习淄博经验而出圈，迷笛音乐节是个好的尝试，可惜因为当地村民的盗窃，在最后一天功亏一篑，这恐怕不是一个偶然。

上一次类似的事件，是2019年，河南固始县一辆货车翻车，33吨井盖被附近的居民哄抢，立刻就在中文互联网形成了网络段子一般的传播效应。但这并不是河南一个地方的问题，而是全国普遍性的问题，用全国任何一个地区，加上哄抢两个字进行搜索都能查到几起类似事件。

最高指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

要找到破解哄抢问题的原因，我们必须在社会生活当中寻找答案。

在21世纪的第三个10年，中国城市开始高速分化，为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以及南阳这些缺乏核心产业的三四线城市，这其中就包括我以罚款出名的家乡承德。一线城市土著对三四线进城的年轻人发起歧视的时候，一般会说对方是农村来要饭吃的。这背后是新一轮城乡二元分化，也就是说三四线城市在事实上成为了一线城市的原料生产地，劳动力来源和最终市场。

从这一角度上看，南阳是大城市的广义农村，南阳的农村地区在这一视角下就变成了农村的农村，是二重强化过的农村，是比农村还要农村的地方。

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这样一句台词：“每当你想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记住,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发生在迷笛有组织的盗抢和每一起货车哄抢案一样，当然是值得打击的犯罪，但同时也是过去70年城乡二元体制留下的遗产。

过去的中国经济发展路线非常明晰，通过集中一部分农业剩余来主导城镇工业地区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地区的三提五统，仍然维持了非常长的时间，农民缴纳大量本就不多的农业剩余维持工业化城市的开支，江西丰城发生了非常极端的抗税事件，在新世纪之前，农业税的缴纳强度并不低。彻底废除农业税则要等到2006年，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以后。

在这个国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我骑车前往长沙周边的农村地区。根据我的观察，隔一两公里才能看到了两三家小饭馆和商店，构成附近村民日常活动的中心。我随机进入了路边的一家小店，哪怕我只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碗臭豆腐，老板依旧给我这个店里唯一的客人上了茶。

小店还是水泥地面，食品原料在货架上混杂摆放，家里养的两只小猫吃人类的剩饭，这种行为在城市爱猫群体看来，简直是对宠物的毒害，镇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年轻人，店主说年轻人基本都在长沙市打工，留守的老人和儿童没有什么经济来源，他们围着我几千块购买的二手NK250看来看去，这台摩托车虽然并不值什么钱，但显然在这个农业小镇看来已经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范畴。门口的354国道上。大量结束自己假期旅游行程的小轿车向长沙市涌入，向着进城方向排成了长龙。这就是我在离长沙市区20公里的一个小村镇上观察到的景象，不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就能知道，缺乏产业和经济中心辐射的河南乡村地区的生活质量一定比这里低更多。

翻阅一下南阳在中国新闻场上的合订本，除了学习淄博以外，南阳还有另几次引发关注，第一是引进水氢汽车，号称烧水就能跑，最终涉事公司青年汽车正式破产。第2件是2020年，南阳被评为全国烂尾楼之都，在几年之后，烂尾楼就蔓延到全国。第三件2023年南阳聘请张伯礼，复建张仲景大学，进一步被督工发现当地大笔投资大量文旅项目。用数据来看，在河南省18个省辖单位中，南阳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均GDP只有4.7万，是全省平均值的75%。

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南阳这座城市的面貌，这是一座为了摆脱自身经济地位落后面貌而作出大量有益和无益的尝试的标准中原小城市，这些焦虑来自于南阳地区经济上的落后，而作为这些落后地区的下属乡村地区，显然村民的经济水平之低下是可以预料的。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中原省份河南的官员升迁依旧要参考GDP，可以说南阳的官员为了行政成绩有多拼命，就代表着农村地区的生活水平有多艰难，城市居民也不是完全不哄抢物资，在特定条件下，人人都会哄抢。

广州中医药大学的一份论文，《新冠疫情下死亡焦虑与民众物资哄抢行为中的关系》通过分析指出生存焦虑与物资哄抢行为呈显著正相关，焦虑越高，物资哄抢行为越多。

我需要再强调一次，哄抢的确毫无疑问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我们不能只从道德上去批评犯罪，要寻找这种犯罪的物质根源，因为在贫困中谈道德没有任何意义。

能够千里迢迢来到南阳参加音乐节的城市居民，不论如何认同自己的无产阶级身份，他们在事实上得到了超越农村普通农民的收入和工作机会，而农村的农民如果想享受和他们一样的资源条件和教育，则必须在城市购房，交纳一笔高昂的入城费用。小城市是大城市的广义农村，小镇青年进大城市的痛苦，一样会发生在农村青年进入小镇的身上，只是农村更缺乏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意见的能力而已。

音乐节和农村的偷盗行为属于在一个国家内，发达的城市工业社会和依旧贫困落后的农村地区两个社会的碰撞。在前一个社会，机会相对充裕，产权和物权有明确的界限，在后一个社会人们刚刚脱离绝对贫困，但在观念上依旧是贫困的，依旧要为了获取一些宝贵的工业产品进行城市的道德所最不齿的盗窃。这正是我在标题当中写的“两个中国”的含义。

我是承德人，作为山河四省的一部分，我绝不嘲笑河南，河南作为一个有着耕地政治任务的省份，土地和人口是河南的资源，但同时也是诅咒。资源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都没有河南的份，河南的大量人口的出路就是富士康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也造就了河南的经济一脚踏入工业化的大门，另一只脚被卡在前工业化的时代里，这是一切问题的讨论基础。

之所以说南阳这次失败恐怕不是一个偶然。淄博虽然原来在互联网上没什么影响力的小城市，但作为山东这个沿海省份，一个有着化工、医药、建陶、纺织等大量工业的城市，是从工业化社会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已经建立了一整套现代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运行逻辑，而这些观念上的基础设施，恐怕是未经历过城市化的中原地区所缺乏的。

音乐节是典型的现代城市的娱乐，农村哄抢则是农业社会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在这场碰撞中，乐迷和老乡看上去似乎来自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经济水平和道德观念。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城乡分离既是社会的真实写照，更是社会的潜在威胁。

说到底，这次音乐会偷盗事件是发达的城市文明落入农业社会激起的水花，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成为城市中产心中的惊涛骇浪。音乐节是中产小资最熟悉的文化活动，这就和唐山烧烤打人事件一样，当城市中产阶级借助媒体在熟悉的场景感受到现代生活威胁，就会本能地以最激烈的方式进行道德谴责。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那么我建议你打开知乎，在相关问题下能看到城市中产阶级最尖刻的讽刺和羞辱。尽管这件事本身相当符合他们追求的摇滚精神，甚至可以算1969年爱之夏的部分复刻，没有致幻剂和岁月史书掩盖的现实相当冷血。

最终，这两件看上去遥不可及的社会，通过南阳政府的努力，连接在一起，形成发生在欠发达地区的集中冲突，类似于西方媒体眼中的非洲，类似于门酱的原神启动，完全符合工业化城市的刻板印象，天生就适合互联网这一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舆论工具进行道德批判。

舆论当然可以嘲笑这一落后的景观，但一个社会主义者看到的应该比单纯嘲笑这一景观要多得多。我们的国家只有弥合城乡二元体系，让更多的老乡从农业社会的本质性贫困当中解放出来，我们才能真正避免一次又一次上演两个中国冲突之后，又彼此嘲笑的悲剧。

章北海的自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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